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紧急调度会议在昌召开

而协调目的应当是，节俭、简练和高效。

其实，环境问题虽然跟宏观政治经济体制有关，但直接相关的却是国家的生态治理体制和生态治理能力。具体地说，尤其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进而言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甚至不是一个自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紧迫性，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幸福与否，而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实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容。■ 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如何健全我国的现代生态治理体系，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说来，就是：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第三，扩大公民参与，努力实现生态领域的官民共治和社会共治。

在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努力实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到2020年，构建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物质文明事关人们的民生福利，政治文明事关人们的自由民主，精神文明事关文化道德，生态文明事关生存环境。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在于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

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

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但在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

过去大量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员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少得多。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因而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是不成立的。所谓或有负债，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债务。

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必要的，应当审慎实施。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例如，对于如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就不十分清楚。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

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如果国企仍然效率低下，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提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目前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及早归还这类欠账，既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增长有个结构问题，一个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也可能不到1%。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较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有进步，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了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在于上述三驾马车动力不足，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

● 一方面应当加强制度反腐，一方面要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贷款、补贴、减免税收等办法去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

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而这大规模投资、人口红利、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正是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因素。

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这项决定应当尽快付诸实现。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这个转变至今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

中国的企业不能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环节，更不应该满足于靠卖硬苦力挣一点加工费，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别人。高增长的推动力正在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当前一方面应当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同时要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不仅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还会增加金融风险的积累。

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注：吴敬琏演讲时，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尚未出台）。

来源：新华日报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下行 。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1986年内需不足后，日本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正是大量无效投资，带来了后来大崩盘。